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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小史》|白发童生,寿星举人,晚清科举众生相
2020-05-15

“有甚心儿,须向别处去;无大面子,莫到这里来。”晚清,通过科举、恩荫、捐纳而形成的候补大军,在奔向官场的独木桥上为争到官位而各显神通……



文 | 任恒俊

 

十九届诸生,壮心不已。

一千年不死,老脚还来。

 

这首联语,是清末落榜诸生(相当于秀才)的作品,说他参了19次乡试,都名落孙山,但“壮心不已”,还要应试,至死方休。估算作者年龄应在70开外了。按孔夫子的说法,人活到70岁,便可随心所欲,任何念头都不会越出规矩。这位作者显然远远没达到圣人指出的境界。他完完全全做了科举制度的俘虏,被科举“规矩”住了,成为科举拜物教的狂热信徒,哪里还有一点随心所欲的意境呢?


漫漫科举路

 

清末科举名额有限,考中机会很少。按照规定,秀才名额大府20名,大州县15名,小县4名或5名。全国秀才名额在25 000名左右,举人名额在1 500名上下。自咸丰三年(1853)清廷批准各省增加生员名额起,至同治十年(1871)止,各府学考试中生员名额已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从道光三十年(1850)的25 089人增加到30 133人。乡试中录取举人的全国名额保持在咸丰元年(1851)的1 770人以下,光绪七年(1881)下降到1 254人,19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到正常的1 500人左右。按此限制,一个步入科举途程者,童生要考取秀才,踏上科举之路的第一级台阶就荆棘丛生、坎坷曲折。

 

举人与秀才名额的比例按规定大体是1:20,但是,添加历年落榜者,按大、中、小省,分别是180、160、150,淘汰率就很可观了。参加会试、殿试考进士,比例就是130、1:40。这种考试都是三年一次,三级考试都能顺利通过,大体要十年的时间,从童生到进士的考中机会大概是百分之几,要是在哪一级上蹉跎一下,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

 

江苏南通人张謇(1853—1926),是清末实业巨擘、政界闻人、人人熟知的状元实业家。张謇的科举途程,实在是“路漫漫其修远”。12岁学制艺诗赋,16岁中秀才;24岁补廪生,27岁补优贡,乡试五次落第,到33岁才中了举人。从秀才到举人,跋涉了17年。此后,会试落榜四次,光绪二十年(1894)42岁时中了状元,从举人到状元登攀了9年。46岁应散馆试留馆,一生中35个春秋在科考中度过。张謇晚年在其《文录外编自序》中说:“综吾少壮之日月,宛转消磨于有司之试而应其求,盖三十有五年。至吾绝仕进,伍齐民,发奋殚力以求有用于世而冀一当,曾不及消磨于前此日月之半,而吾已老矣,曾谓是三十五日月消磨之业不足少惜乎?

 

张謇当年获悉自己殿试第一名时,竟喜极跌倒在地。晚年回顾一生,这位科考状元对科考却是惋惜多于欣慰。状元,令多少士子们艳羡的头衔,竞争者梦寐以求,终身拼搏;获取者却如嚼鸡肋,并不如未获取者那样心驰神往。


魅力所在

 

科考之路,直如诗仙李白笔下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但它能使亿万男儿折腰,自有其特殊魅力。

 

自科举制度创立实行,教育与科举逐渐合而为一,科举成了做官的敲门砖。到了宋代,中华文化教育昌盛,科目也可谓发达。因很多,朝廷的重视、倡导、鼓励是重要原因之一。宋真宗赵恒亲自作《劝学文》,文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大宋天子谆谆教诲,循循善诱,只要勤读六经,衣食住行,美妻娇婢,样样随心所欲。意在言外的是,读书可以做官,然后可“遂平生志”。

 

经过历代士子们的咀嚼、消化、提炼、再创作,赵宋皇帝的劝学文》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情与理,书中自有天与地”这种提炼升华,《劝学文》辞旨未改,但更精练、更集中,与其说是千锤百炼的创作天才,不如说是士子在实践中品味、体会的巧妙概括。在这里,金钱、美女、高官、厚禄、轻车、宝马,人生所欲,无过于此者。面对这等美妙似锦的辉煌前程,谁个还能不去孜孜以求?


《劝学文》不止六句,流传下来,脍炙人心腾之众口的却只此六句,此后又流变成了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五言绝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这几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的劝学箴言,和《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等,一并成了幼儿的启蒙教材。目不识丁而望子成龙的长辈从此开始了“人之初”的文化熏陶,在童稚单纯的心田中,播下了读书应举的种子,播下了父辈殷切的希望和寄托。科举的魅力,通过人类最早的启蒙老师—父母,通过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家庭,作为观念、信仰、习俗灌输给传宗接代的幼辈,编织成文化网络。在同一个时间、空间里,父母、家庭、社会制造出一批又一批不同年龄段的科举之路上的竞争者。朝入主中原不久,就从被征服的明朝手中接过了科举制度,把它当作完美的模式,坚持推行到灭亡前夕。

 

清朝把科举制度完善得更为精致、更为细密,也更增添了吸引力。顺治九年(1652),御制学宫卧碑文宣布:“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使用。”大清皇帝说得很明白,一中秀才,即能得到国家优遇:一是在校免费膳食;二是免去官役和差徭;三是地方官以礼相待。所谓以礼相待,就是秀才犯法,地方官不能直接处理,须先报告本省学政革除其秀才资格后,方可依法治罪。至于平常纠纷,应交学校教育,不得当作普通百姓直接捕治责罚。

 

可见,一成秀才,就跻身士林,预备做官,成为统治阶层的成员了。秀才毕竟是科举入仕的第一个台阶,仍不属正途,优异者只能选任小小社学教职。中了举人,做官的路子就比秀才宽多了。中进士,点翰林,才算走上了升官的坦途。官场养尊处优、荣华富贵、作威作福的现实,让清末社会各阶层,从通邑大都的富室巨户到穷乡僻壤的寒素之家都踊跃于科举之道。物理学上有“场”,科场犹如物理学上的“场”,一旦踏入,任何人难以止足:中了秀才想举人,中了举人想进士。没中的千辛万苦要考中,落第的死不瞑目要再考,中了的要高中,一发而不可收。难怪那位联语作者,19次落第,仍然朝气蓬勃,“壮心不已”。


落第者众生相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对乡试考场中士子们有极生动的描绘:入场提考篮像乞丐,点名受呵责像囚犯,进入号房像秋后的冷蜂,出场后像出笼的病鸟,盼望报子坐立不安像被缚住的猱,得报不中像钳毒之蝇。落第者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且有以文进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重新另抱矣……落第者的神态,被写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

 

留仙出生于明季,生活于清初顺治、康熙两朝,从幼年起,就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醉心科举。19岁初应童子试,连中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开始一帆风顺,此后却屡战屡败。45岁在济南应乡试,因病没有终场。48岁再赴考场,仍然败北。作《责白髭文》,发泄胸中不平。69岁写下了前引《历下吟》,笔端饱蘸同情,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士子们的众生相。穷形尽致的心态刻画,饱含了自己屡试不第、久困场屋的辛酸体验。《聊斋志异》中,《王子安》、《神女》、《考弊司》、《三生》等诸多篇目,从诸多方面暴露讥讽科举的弊端。正如鲁迅所说自己的情形:“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留仙老翁的清醒毕竟是有限度的,洋洋巨制的《聊斋志异》,讽刺鞭挞科举,但他犹“六根未净”,一直参加科试。72岁时,长孙立德考中,他赋诗勉励:“天命虽难违,人事贵自励,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十分明白,他仍把自己科场失意视为抱恨终天的憾事。就在这一年,他顶风冒雪赴考,总算博得了岁贡功名,悲喜交加,作了《蒙朋赐贺》一诗:“落拓功名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拏梦也羞。


才华出众而屡试不第,既洞察科场黑幕又不放弃科考,这种矛盾心态孕育了蒲氏的鸿篇巨制。

 

蒲松龄在清朝鼎盛年代刻画的士子们考场内外的形象与心态,到清朝末年仍不乏活标本为其作注脚,生活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李慈铭就是一个典型。此公中举之后,多年会试落第,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口诛笔伐,骂主考的当朝显贵素质低劣、目中无文;骂倖进者夤缘高中、才具平庸。骂之不过瘾,笔之于书,以诗词发泄胸中积郁不平,发誓决绝科场。时间一长又心平气和,下次会试又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考场。翻阅他的《越缦堂日记》,看看中进士前的年月,落第者们穷困落魄再蹶再起的情况,即可了然。

 

华夏以农立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分工极简单。读书、应试、入仕成了知识分子的人生三部曲。士子们本人对科名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家庭父兄也以此督责期望。戴均衡在《桐乡书院四议》中,记叙咸丰、同治间民风士习,说:“自科第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二十而不于胶庠,乡里得而贱之。”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可怕的,一个青年,20岁不中秀才进学,就会被社会舆论所轻视,遭受巨大的舆论压力。

 

当时,朝廷以科举为抡材大典,标榜珊网无漏、选无遗珠;家庭望子成龙,希冀子弟高中魁首光耀门楣;社会舆论以科举衡人,“得之则荣,失之则辱”。士子也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视为人生乐事。弥漫天下的文化心理氛围,千百年来的历史沉积,驱策着一代又一代士子有意无意地踏上了科举利禄之途,风尘仆仆,奔波不息。一批又一批的落第者做着有望无望的努力。


白发童生,寿星举人

 

士子们以几万分的努力,竞争万分之几的希望,造成秀才、举人、进士三个阶梯下一批又一批的落榜者,是很自然的事。落第者大军中,千姿百态。两鬓斑斑,尚未考取秀才,仍混迹于童子军中者,大有人在。

 

湖北某学政到某府考试,见一白发老人,问其年寿,答七十一。问:“曾考了几次?”答:“初次应试。”问:“为什么还是初次应试?”答:“考试必须功夫做到尽处,若稍稍涉猎几篇时文,就匆匆应试,即使侥幸考中,究竟于学问有何补益?我期望问心无愧,不觉老之将至。”学政于是让老者试作一题,如果作得好,即允许入场参加考试,否则,不准参加考试。老翁当场应答无误,得到学政首肯,被允许入场,并考取了秀才。

 

这样的活样板,以其宗教徒般的无比虔诚、穷毕生精力于一试的认真精神,激励了多少应试者、落第再试者们前进的脚步。在这种精神陶冶下,又有多少灵魂被塑造成科举圣坛上的牺牲。

 

广东顺德人黄章,年近40岁才考中秀才,60多岁补上廪生,83岁被选为岁贡生,100岁时参加乡试。从广东到北京顺天应试,千里迢迢,一路由曾孙服侍照料。入考场时,黄章在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场”四个字,由曾孙打着在前引导。黄章百岁应乡试成为科场佳话,这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事。在时过近三个世纪后,面对这类“佳话”,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无独有偶的是,广东诸生谢启祚百岁参加乡试,角逐举人功名。谢启祚先后有三妻二妾,生子23人,女12人,孙29人,曾孙38人,玄孙2人。这个五世同堂的人瑞,不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以期颐之寿,仍披挂上阵,征战科场。

 

照例,这等年龄参加乡试,应由该省巡抚呈报礼部请皇帝恩赐举人,但被谢启祚坚决谢绝。他说:“科名有定数,我老手尚健,岂知我不能为老儒们扬眉吐气?”这次果然考中举人。谢启祚踌躇满志,创作老女出嫁诗一首:“行年九十八,出嫁弗胜羞。照镜花生面,光生雪白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真可谓老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和谢启祚列名举人的有一名12岁少年,少年得志者与大器晚成者珠联璧合,成了同榜年谊。监考的巡抚有感于此,在鹿鸣宴上以诗纪事,有“老人南极天边见,童子春风座上来”之句,作为科场佳话传扬一时。

 

第二年,谢启祚以99岁高龄入京参加会试,朝廷授给国子监司业衔。过了三年,谢又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又晋升鸿胪寺卿衔,并得到御制诗额的荣宠。谢启祚活到快120岁时死去,他要算中国科举史上会试高龄纪录名列前茅者了。高年秀才的最高纪录保持者,是广东三水人陆云从。他进学时整整100岁,103岁时以举人入京会试,清廷仍旧赐以国子监司业衔。

 

这几例寿星秀才、高龄举人及其应试得到优遇的事情,并不是个别现象。据《光绪会典事例》公布的数字,乾隆元年(1736)赐给参加会试的70岁以上举人5人进士,并说此为一时旷典,下不为例。但从乾隆十七年(1752)开始,一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六朝在150年的会试中,赐给70岁以上举人国子监司业、学正、翰林院检讨等头衔者2 224人,赐给各省乡试的秀才以举人和副榜头衔12 140余人。这种优礼一直持续到科举制度停废。

 

这类寿星进学中举,抑或参加会试赐以相应衔名,神力衰竭,不可能授官治事。清政府对其优礼有加,意不在收罗些空有其名无补官职的寿星,而在垂范世人,鞭策比他们年轻的各年龄层次的落第者败而不馁。面对这些寿星科甲,谁个还不拼将平生岁月、气力在科举道路上卖力趱行?谁人还肯落于高龄者之后,少壮不努力呢?

 

皇权专制下,官本位是必然的政治体制。科举能叩开官场大门。社会上对父子祖孙状元、兄弟叔侄同榜进士,或一门几代进士的科名世家,政府、民间传颂不已。科举的观念深入社会的骨髓,读书、应试、入仕三位一体,成为知识分子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取向、手段和行为方式,在追求中不断实现,在实现中不断追求,如饥似渴,如痴如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这,正是清朝统治者期待的科举效应。

 

唐太宗看到首批新进士列队入朝谢恩,得意忘形,脱口泄露天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那批新进士不过30名,李世民却从中看到牢笼天下知识分子的成功前景。清末离李世民说出那句名言已千年有余,但士子们仍然懵懵然昏昏然,争先恐后、不屈不挠地自投罗网,避免成为漏网遗珠的命运,这是清末双重罗网牢笼的必然现象。


科举逃兵

 

不上钩,或者不入罗网的人物还是有的,如洪秀全。洪氏考秀才三次落榜,就不耐寒窗之苦,坐不住冷板凳,揭竿而起,建立了太平天国,做起天王来了。奇怪的是,洪秀全做了天王之后,石头城里江山不牢靠,便学起清朝的样子,开科取士,撒开了牢笼知识分子的罗网,忘记了别人也会像他那样,因落第而造反。

 

清末,入仕之途增多,有捐纳、保举、新式学堂毕业生、留学回国的洋翰林、洋进士、洋举人,但科甲仍是正途。著名人物严复,他没有沾科举的边,14岁入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学习海军,19岁毕业后上舰实习,24岁赴英留学海军,27岁学成归来,先后任船政学堂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他所受教育,要算系统的新式教育了。

 

他出任李鸿章麾下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地位、学历不能算低,但由于不是科第出身,所言多不见重于当世。33岁,即回国后的第7年,他发愤学习八股词章,纳粟为监生。回籍参加乡试,要争一个举人。落榜后,36岁再赴顺天乡试,亦落第。37岁,以知府选用,官居五品了,又赴顺天恩科乡试。严复属国家级的科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仍然摆脱不了科举“场”的引力,科举作为文化传统,惰性力量之大良可浩叹!

 

在新潮流的冲击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王朝忍痛放弃了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各级阶梯上攀登的士子才停止了千年举业,另投他途。


本文摘自《晚清小史》

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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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从晚清史籍、笔记、官员日记、书信之中撷取丰富史料,揭示晚清官场腐败、吏治腐败的细节,从夕阳政治的缕缕折光中展示晚清社会风貌。作者透过对晚清一系列社会文化现象的剖析,指出封建王朝败亡的原因来自封建政体自身。


编辑:计珍芹

审阅:李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