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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回应: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危机应对
2020-05-15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众多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国别史尤其重要。一个国家的发展,像极了一个人的发展,总是会出现各种曲折、困境与意料之外的危机。而那些成功的案例便足以载入史书,供后来人借鉴。日本知名历史学家米仓诚一郎的《创新者们的日本史》便是这样一本著作,书中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通过一批识见超群之士的关键抉择,讲述了近代日本是如何在海啸般汹涌而来的危机下走上创新强国之路的。


本书译者复旦大学陈云教授从日中近代史的比较、日本面对外部冲击的自省意识、明治政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断腕精神以及 “双重创新性回应”的智慧等角度,为我们解读近代日本的成功案例,而生活在当下的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取关于困境与危机应对的最为有益的启示。



文 | 陈云


“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明治维新的样貌,也会因为历史学家的研究角度不同而不同——即使你身在其中,又何尝能了解历史的全貌呢?历史是一头巨兽,你总是挂一漏万。学者的研究,首先,都是“观念的产物”,其次,可以为巨兽的还原提供某一块缺失的拼图。这样的拼图越多,历史回馈我们的价值越大。


研究和阅读历史的意义,不在于“还原”(抽象意义上的“真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而在于你的解读(基于可触摸的资料)。


本书的作者米仓诚一郎教授是原日本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教授(现任法政大学教授、一桥大学名誉教授),专业领域是经营学、产业经济学和创新学。他选择了“创新者”这一视角,刻画了幕末至明治时期,日本各界精英的创新精神和取得的成就,回击了一个常识性的误解:“日本的成功,不过是对欧美的模仿而已。”——米仓教授认为:日本人是有创新力的;近代日本的成功,是“创新性回应”的结晶。


作者呼吁:“日本作为一个除了人之外,没有其他战略性资源的国家,应牢记教育立国这一宗旨。”


人才与国体:日中近代史的比较



人才辈出,才能国运昌盛——这一点不难理解。然而,对于转型体制国家来说,如何才能人才辈出,却是一大难题。一般说来,旧体制会本能地压制新思想,使得真正的人才无法在体制内报效国家,实现制度的改良。


东亚和世界的关系,因为鸦片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地联结在了一起。这些外来冲击一方面激起了对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抗争意识,同时也给国内带来了思想启蒙和政治变革的压力。只不过,在日本,维新势力占据了上风,他们主导了这场变革;而在中国,维新势力被保守势力压制,改革被严重拖延。其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是李鸿章。李鸿章作为保守阵营内部的开明派,颇受列强的推崇,甚至希望“以李鸿章为帝”。


李鸿章去世后50天,梁启超写就《李鸿章传》一书。书中是这么评价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两人的:“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地,此乃立宪国之地,且举国人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其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且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梁启超假借伊藤之口,认为:李鸿章能力或在伊藤博文之上,但伊藤博文幸运地生在日本,而李鸿章不幸生在清廷。两人若交换一下位置,伊藤博文未必干得比李鸿章出色。


历史无法推倒重来,然吾辈当事学习,方可避免重蹈覆辙。人才和国运息息相关,而人才能否辈出,取决于社会、经济、政治系统的合理化程度。这两者一旦形成良性循环,国运就会蒸蒸日上。这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崛起的奥秘。


近代的觉醒:日本面对外部冲击的自觉、自省意识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同时,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总体上看,面对外部殖民主义的威胁,日本进行了灵敏的反应。


作者在第1章中比较了中日两国在面对鸦片战争这一变局时的不同反应,揭示了日本现代化成功的秘诀——面对外部世界的冲击,日本表现出了很高的“情报敏感性”;以此为基础,日本迅速调整了自己的世界认知,走上了制度变革的道路。


作者在比较了中日两国的反应后指出:发生在邻国中国的鸦片战争爆发后,日本迎来了“近代的觉醒”;而中国的觉醒,则要等到1894年甲午战争之时。而且,那还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并不包括朝廷和民众的觉醒。朝廷的觉醒,还要再等十年,即要等到1904年的日俄战争爆发以后。


关于日本人的自觉、自省意识,作者举了高岛秋帆的例子。第1章《近代的觉醒和高岛秋帆》,讲述了高岛秋帆这位几乎被淡忘了的人物的事迹。高岛秋帆是长崎的地方官员,也是幕末著名的炮术家。他利用“胁荷贸易”的便利,通过长崎港大量进口西洋武器,特别是大炮,并加以仿造,然后转售给西南雄藩,推动了日本的军事现代化。一开始,他主张加强海防,用更先进的武器(特别是大炮)抵御外敌,是一个典型的“攘夷论”者。在经历十年牢狱之灾后,他冒死递交“外国贸易建议书”(永嘉上书),主张和平开国,以通商贸易来发展国家经济,壮大实力。从“武拒”变为“和平通商”,高岛秋帆的这个180度的转身,完美诠释了幕末日本精英的自省能力。


尽管德川幕府一度犹豫不决,高岛秋帆、堀田正睦等人的和平开国主张最终被采纳。1853年“黑船来航”事件发生后,日美双方签订了安政通商条约。日本得以避免浴血的殖民地战争,并在不久以后迎来了明治维新。


相比之下,在同时代的中国,好战派一直把持着“政治正确”的方向。在天朝固化的观念体系里,天不变,道亦不变——为蛮夷之流改变祖宗章法,损害了天朝的尊严,并且有丧失正统性的危险。


现代化的核心,是文化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化的前提,是易于变革的社会、政治结构。日本的封建制、不算太大的国土面积以及海洋国家的特性等,培养了日本文化中的实用主义精神。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十分接近佛教的“破执”。求新求变,是日本文化的基因。


这种“破执”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比如,年轻时的弥太郎(三菱财阀的创始人)在狱中偶遇一位江湖人士。交谈中,弥太郎醒悟道:“像过去那样拘泥于习惯和虚礼末节,在身份、门第之类愚不可及的事情上角力,这种武士的生活,实在是愚蠢之极。”他下定决心,将来要在商业上一展身手(第5章第3节)。也就是说,武士制度鄙薄了他,他于是断然选择了割离,另寻新路。


自我否定:明治政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断腕精神


明治新政权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政权。明治维新不是一场体制外革命,而是体制内的维新。它的主导力量是处于封建制度末端的中下级武士,原则上是一场自我改良运动,与此同时,它也是一场“易主革命”(1868年1月,爆发了持续一年半的戊辰战争)。明治维新具有双重性:它既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色彩,同时又具有绝对王政的一面。


难点是:革命以后,该怎么办?明治维新的发生受到西方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因而提出了“四民平等”的口号。因此,革命胜利后,它必须破除封建残余,也就是解体武士阶级,尽管它曾是维新的主力军,也必须壮士断腕,因为这是明治维新的“大义”之所在。否则,新政权对内、对外就会失去说服力,产生合法性危机。


与此同时,新政权还面临非常现实的困难:支付给士族(武士)的俸禄成为了巨大的财政负担,阻碍了日本财政制度和货币体制的重建,并影响到了新政府的对内、对外信誉。这一财政上的“不可承受之重”也是迫使新政府必须尽早“士族解体”的动因。


也就是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开启,明治维新政权必须进行自我否定和更新。困难可想而知。下级士族是明治维新的推动者,如今却被不断剥夺特权和待遇,他们的不满在堆积。就在天皇眼皮子底下,西南雄藩爆发了“士族之乱”。“秩禄处分”无法按期在1876年(明治九年)前完成。


新政权意识到单方面废止家禄风险太大。他们想到的对策是“身份赎买”。具体做法是:发行一批附加利息的“金禄公债”,可以保证旧士族阶级有年利7分的收入。以此为条件,实施士族身份的解体。这是一个颇具创新性的政策设计。


为了描述明治政府面临的挑战和进取精神,作者选取了一位代表性的政治家:大隈重信。


第2章《维新官僚的创新性回应》,讲述了在维新后面临的困难的外交谈判中,曾经的爱国志士们是如何脱胎换骨,成长为国际化官僚的(不要忘记,他们原本高举的是“尊王攘夷”的旗号)。作者选择的不是萨摩、长州藩出身的志士(这两藩是倒幕的主力,因此,两藩出身者占据了新政府的中枢),而是在倒幕运动中并无出色表现的大隈重信(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后任日本第8任和第17任内阁总理大臣)。很明显,大隈在明治新政府中的崛起,不是因为倒幕的功劳,而是因为他在财政和外交上展示的才华。


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致概括出明治政府的若干先进性特点第一,具有自我反省、必要时进行自我否定的精神。无论是士族解体政策,还是外交政策,都是重大的自我否定式的调整。第二,具有政治系统的开放性,不拘一格录用人才。当佐贺出身的大隈重信被萨摩出身的小松带刀提拔为外务省的二号人物(接班人)时,他和其他人一样,感到非常惊讶。


“发展型国家”的原型:“双重创新性回应”的智慧


本书涉及的“创新者群像”包括:最早的觉醒者(第1章)、政治精英(第2、3章)、企业家(第4、5章)。书的结构安排提示的正是“日本的现代化模式”的最大特点——官、产、学高度一体化。


从书中所举的例子中我们看到,这种“三位一体”直接体现在近代日本的各界精英身上——很多政治家本身也是企业家、学者;很多企业家,本是好学之士,也经常穿越到政界;同时,学者也可以轻松变身企业家和政治家。在近代日本,官、产、学三者之间的“旋转门”非常通畅,而各界精英也继承了“武士道”的传统:文武双修。


明治日本开创的这一发展模式,在日语中被称为“开发主义”,在中国学界多用“发展型国家”这一概念。实际上,二战后陆续独立的民族国家都想实现赶超,都采取了各种经济发展手段(表现为“政府对市场的积极介入”),但是成功的例子很少。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推举了十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优等生”,即“十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是指那些在较短时间内克服了社会、经济的后进性,实现了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197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亚洲“四小龙”等10个国家和地区列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并在其1979年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报告书》中首次提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概念。但到了80年代,其中的中南美洲各国债务缠身,增长乏力,硕果仅存的是我们熟知的“四小龙”(NIES)。


“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对日本模式的模仿,核心是“产业政策”。


明治时期,日本迎来了第一次产业化热潮。在本书中,作者描述了明治时期日本的产业政策。突出的表现是“扶持财阀”(包括明治时期的“老财阀”和大正至昭和时期的“新财阀”)。与此同时,大量民间企业也应运而生,它们不如财阀那么抢眼,却是新的经济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治初期,代表性的存在是“士族授产企业”。


为了防止士族反叛,明治政府需要在“士族解体”过程中,给失去身份和职业的士族安排出路。海外出兵是一条路(1874年出兵中国台湾、“征韩论”等),但更为根本的是,要给他们找到新的职业身份,那就是兴办企业,成为企业家和经营者。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士族自身也因为被社会看成不劳而获阶级,而深感不平和耻辱,他们也急于投身国家建设,以重建自己的身份(第4章第2节)。


那么,如何做,才能让新政权摆脱财政上的“不可承受之重”,同时也能让士族们完成身份重建?


面临这一挑战,维新官僚们显示出了超凡的创新性回应能力——这个过程是一个“双重创新性回应”的过程。首先,明治政府出于财政上和政治上的考量,决定通过“秩禄处分”解体士族,为此发行了金禄公债。接着,通过制定“国立银行条例”和“士族授产政策”,把士族们向金融资本家、产业资本家的方向诱导——这是第一轮创新性回应由政府完成。接下去,受政府政策的刺激,那些能够敏锐地抓住时代机遇的士族们开始着手进行第二轮创新性回应:他们华丽转身,成为了日本现代化以及日本资本主义的主角;其中的一部分,更是发展成为了举足轻重的财阀集团。


明治日本的这一案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在后发国家的赶超中,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政府和民间的“政策接力”。政府和官僚进行的政策性、制度性创新属于“第一次创新性回应”;而民间企业家的创业属于“第二次创新性回应”。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双重创新性回应”的过程。


显然,难度系数是相当高的。在这个“殖产兴业”的大胆的计划里,政府的创新性政策和民间的产业主体缺一不可。这样的条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备的。


也许,我们必须说:明治日本的成功,原因在明治之前。


二战以后,日本的产业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审议会制度”这一体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常设咨询机构,是一种新的创新性回应(这是译者的观点,略过不表)


书中配角们的精彩演绎


本书各章中正面出场的“创新者”们,在这里不再赘述。下面介绍几位非常重要的“配角”,有的多次出场,有的惊鸿一瞥。其实,他们是明治这场大戏里不可或缺的角色,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另外找资料作延伸阅读: 


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中国读者熟悉的福泽谕吉没有正面登场,而是作为配角穿插在维新政府的“政斗”,以及和财界(特别是三菱财阀)的密切关系上。他创办的庆应义塾为日本政界、财界提供了大量人才。他的自传——《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1996年)写得十分坦率,语言也生动有趣,对于了解一个真实的福泽谕吉,以及幕府至明治时代的日本历史和社会,很有帮助。


“天使投资人”——涩泽荣一。日本将于2024年发行新版日元纸币,其中,1万元日币的人物头像将从福泽谕吉变更为涩泽荣一。涩泽荣一有“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美称,他在实业界、金融界进行了大量投资,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涩泽荣一将《论语》作为自己的经营哲学,著有《论语和算盘》(江西美术出版社,2010年)一书,认为经营成功的秘诀在于:既精于打算,又坚守忠恕之道。在本书中,涩泽荣一也不是正面出场,但是分量很重。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天使投资人”。他听取各种创意,并积极斡旋,动员各种力量来共同开创新事业,“助人梦想成真”。


“财阀经纪人”——井上馨。井上馨是明治时期赫赫有名的政治家。他是明治维新的九大元老之一,既是政治家,也是实业家。他在书中的表现十分抢眼。书中展现了他和经济界的密切关系——他是“武士会社”小野田水泥公司以及三井财阀的“政治上的天使投资人”。没有井上的扶持,小野田水泥和三井不可能在危机中生存下来(虽然,这些企业的创始人和继承者眼光锐利、能力超群)。通过井上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财阀的本质——政商粘连型共同体。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政商粘连型共同体,并不单指某一企业和政治家的特殊粘连,它更重要的内涵是:明治政府在特殊时期对某些有能力的大企业的“战略性依靠”——扶持政策背后,有明治政府的国策要求。也就是说,财阀是“企业战略”和“国家战略”互惠互利的产物。当然,它也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有定盟,就有解盟。并且,从长期来看,粘连越紧,对企业的潜在风险也越高——这也是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在痛定思痛之后得出的结论。在认识到这一点后,他决定“和政治保持距离”,并把它作为企业经营方针(第4章第3节)。


老财阀也好,新财阀也好,作者认为它们都是日本的“创新性组织”,肩负特定时期的使命——当时,日本作为后发国家,面临赶超的刚需(富国强兵),这就需要集约化地使用稀缺资源,财阀的存在具有合理性。确实如此。


不过,任何政策都有两面性,后发国家的悲剧,有的时候是因为太“无能”,有的时候则是因为太“有能”。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在战争后期开始秘密研发核弹,成了战争助推器。日本走向了现代化的反面。


这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背离的结果。暴露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现代化的重心是“工具理性”,较少关注“价值理性”(这也是最难的部分。它是西欧社会在经历中世纪漫长的战乱后的领悟,最终体现在启蒙思想家的系列著作中。日本缺少这样的历史、地理环境和经历)。


“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西乡隆盛和木户孝允(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因为在倒幕维新运动和戊辰战争中的功勋,西乡在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官至参议和近卫军都督、陆军大将军。


东京上野公园中有一座西乡隆盛的雕像,西乡手牵爱犬,形象十分亲切,一旁的石碑上镌刻着西乡的格言“敬天爱人”。日本人普遍喜欢西乡隆盛。尤其是在他的家乡鹿儿岛(萨摩藩),人们称颂他义薄云天,而同乡的大久保利通则显得薄情寡义(士族解体的主要政策推手)。


在本书中,作者为大久保利通辩解,称大久保不是一般人理解的“薄情寡义”,而是理性沉着,他通过士族授产政策,给予了士族一个全新的社会身份。他的行为不能简单理解为“抛弃过去的战友”,反而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士族派”(第5章第3节)。


回过头来说,西乡隆盛成为日本的“国民偶像”,并不是因为他是维新功臣,而是因其人格魅力。西乡隆盛性格豪爽、生活节俭,对旧主和朋友十分忠义,在“维新三杰”中人气最高。梁启超崇拜他,日本的“经营之神”稻盛和夫把他的格言“敬天爱人”奉为圭臬。2003年美日合拍的电影《最后的武士》,讲的就是西乡隆盛的故事。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日本放送协会(NHK)拍摄了大河剧《西乡殿》(殿[どん]是鹿尔岛方言,敬称)。该剧根据林真理子的同名小说改编,铃木亮平出演西乡隆盛。


西乡隆盛是争议人物,也是矛盾人物——他既是倒幕功臣,又是叛军首领。他同情维新以后中下级武士的处境,反对新政权“解体士族”的冷酷做法。再加上他的“征韩论”遭到大久保等的反对,愤而辞官返回鹿儿岛,兴办军政“私学校”,后发动了反政府的武装叛乱(明治初期众多士族叛乱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历时八个月),史称西南战争,1877年9月24日兵败而死。


“最后的武士”的含义,一是西乡隆盛逆时代潮流,固执地坚守他的忠义,身居高位,却要为旧武士阶级讨取公道;二是,西乡隆盛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虽败犹荣,人气不衰——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日本的民调显示,即便西乡隆盛在西南战争中高举“反旗”对抗他参与创建的明治新政府(和天皇),很多人依然认为“大义在西乡一边”。


说实话,明治政府的“士族解体”政策应该是“大义所在”,而西乡对袍泽的情谊应该只能算“小义”。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谁都不愿意成为被大义牺牲的那个人,同时,大义(公义)理应包含“小义”(私谊)。人们对西乡的念念不忘,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公权力的重大提醒。


公权力也能理解这一点。1889年,天皇颁布诏书,撤销西乡隆盛的“叛乱”罪名,恢复名誉,追赠正三位。当年,明治政府在东京上野公园为西乡隆盛建起一座铜像,石碑上镌刻着西乡隆盛的格言“敬天爱人”,称颂西乡隆盛为“代表日本的伟人”。


日本人对西乡隆盛的国民情感反映出日本文化的特点。第一,不以成败论英雄。日本人愿意亲近“失败的英雄”,这可能是因为“失败的英雄”更能获得普通人的心理投射。第二,包容性。虽然天皇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反天皇(反政府)的西乡隆盛依然可以在国民情感中占据一席之地,这说明日本文化在深层次意义上,并不绝对和极端。第三,妥协精神。天皇和政府在文化含义上,与国民是一体的,这才有了日后对西乡隆盛的平反。


事实上,在倒幕过程中,我们也多次见证了这种妥协精神。比如,萨摩和长州这两个死敌的结盟,就是战略妥协。还有,讨幕军(萨摩、长州势力组成,总司令恰恰就是西乡隆盛)和德川幕府之间爆发戊辰战争后,讨幕军最后兵临江户城下。在幕府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讨幕军接受德川庆喜的议和请求,最终同意免德川庆喜一死,“辞官纳地”(离开江户居住,由国库拨付一定的薪俸。也就是去当“寓公”,不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实现了“江户无血开城”。


以上这些文化特性,让日本实现了“转型成本最小化”。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另一次“光荣革命”。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作者米仓诚一郎教授热情解答译者的问题,令人茅塞顿开。上海的友人杨澜帮助输入了原著的日文注释,加快了翻译进程。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为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书中的某些内容,译者增加了若干夹注和脚注,这部分的文责由译者承担。


开卷有益。最后,祝大家在阅读中都有自己的探索与发现!


本文摘自《创新者们的日本史》译序

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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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者们的日本史》


作者:[日]米仓诚一郎 者:陈云

定价:48.00元 


内容简介


近代日本面临被殖民地化的危险时,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性回应”,这个过程,是由一组群星闪耀的人物群像创造的——他们是:高岛秋帆、大隈重信、笠井顺八、三野村利左卫门等。本书即是通过这些历史人物的关键抉择,来诠释近代日本是如何在在海啸般汹涌而来的危机下走上创新强国之路的。



编辑:计珍芹
审阅:李   旭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